第三九一一章 德国的达芬奇
“说的不错,看起来金宝你的确是努力了啊,不光是中国的艺术家知道不少,连德国的艺术家你也熟悉啊。”
张天元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,对自己徒弟的优异表现十分满意。
“原来这个丢勒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啊,我还真不知道。”
李云璐摇了摇头,虽然承认自己不知道丢勒这个人,不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惭愧的意思。
毕竟她的心思也不在这里,倒是可以理解。
“对了师父,您说这幅画是丢勒的作品,它到底是什么啊?”
刘金宝又问了一句。
“说起这幅作品,就不得不提到一只印度的犀牛!
1515年1月初,一只来自印度的犀牛踏上了120天的海上旅途。
这是一次艰难的航行,为了节省空间,犀牛的口粮从草料变为了大米;
船队也只在三地做了逗留——莫桑比克、圣赫勒拿岛和亚速尔群岛,其中第二者,在三百多年后成为了囚禁拿破仑至他生命最后一刻的监狱。
但终于,历经了千难万险后,5月20日,这只犀牛还是到达了它的目的地,葡萄牙首都里斯本。
在那里,这只异域动物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好奇,大批民众慕名前来观赏,想一睹这只东方巨兽究竟是何种模样。
而在有文化的欧洲人看来,这只犀牛还身携着更为重要的意义,因为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《自然史》,也曾提到过犀牛这种动物,它们曾经是古罗马圆形剧场中的明星,但在其后逾千年的时间里,它们又在欧洲销声匿迹。
再次与犀牛相逢,对于身处文艺复兴热潮之中、提倡恢复古典文化传统的欧洲人而言,仿佛天降的幸事,他们将这只犀牛视作了古典文化切实可靠的重要证据。
而这幅画,其实就是一张以这只犀牛为题材的版画,它是由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阿尔布雷特·丢勒,根据一张素描绘制的。”
张天元笑着说道。
他仔细鉴赏着这幅版画。
版画中,巨兽的头顶上写有“RHINOCERVS”(犀牛)的字样,再其上的“1515”字样是画家绘制这幅作品的年份,而“RHINOCERVS”之下的“AD”字样则是画家名字的缩写。
犀牛被紧紧“束缚”在长方形的边框中,画面右侧是它抵住边框的角,而它的尾巴甚至有一部分已经“超出”了左侧的画幅。
无论怎么看,它都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雄壮犀牛。
“你们知道吗,丢勒在绘制这只犀牛的时候,并没有见过这只犀牛的真身。”
张天元笑着看向两个徒弟说道。
“为什么啊?”
李云璐显然对于这种事情,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兴趣。
张天元叹了口气道:“因为这只可怜的动物在1516年初一次从葡萄牙驶向意大利的航途中,就丧生于海难了——
运载它的轮船在离开拉斯帕恰港口后遭遇了风暴,船上人员全部遇难;犀牛本是游泳健将,但它被锁链拴在了甲板上,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。
但这场悲剧并没有阻碍丢勒创作犀牛版画的热情,因为在犀牛在世时,它已然家喻户晓,关于它的诗歌、故事、素描,已遍布欧洲,其中就包括流传到丢勒手中的那一幅。
虽然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流传到丢勒手中的素描是什么样子,但可以确定的是,这只犀牛乘上了画家们的想象翅膀,他们层累叠加地完成了对犀牛形象的‘创作’。
乍看起来,谁都会认同这是一只犀牛无疑;而且准确地说,它是一只独角犀,有着壮硕的身躯、粗糙的皮肤以及细长的尾巴。
但定睛细瞧,很多人也能发现这只犀牛有违现实的地方:
它的身上遍布鳞片和螺旋纹样,显得有些浮夸;
皮肤与其说满是褶皱,不如说满是盔甲;
嘴部和尾巴上长有的须毛、背脊上长有的角,都不知道是画家从哪里得到的灵感。
相得益彰的是,边框上方的文字,也这样描述画面中的犀牛:其肤色类似斑点乌龟,通体覆盖着厚鳞片,体量如大象,但腿更短,刀枪不入……传说它行动敏捷,活泼而狡猾。
而又得益于丢勒所居的纽伦堡当时就是一座巨大的商业中心,同时也是首批活字印刷店铺与印刷商的根据地,丢勒本人又早早看准了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印刷图书的市场,他此刻已是小有名气的版画出版者。
所以这幅《犀牛》版画一炮而红,仅丢勒在世时就售出了四千至五千张,不仅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异域动物的想象,还让丢勒自己着实赚了一笔。
甚至于,即便其后的人们已经不再对犀牛感到惊奇,对犀牛更为准确的描绘也陆续出现,但丢勒的这幅《犀牛》仍然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。
直到最近一百年,这幅《犀牛》版画仍然频频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,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的雕像《穿蕾丝的犀牛》,到中国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的代表作《恋爱的犀牛》的海报。
不同于已经从中世纪的阴影中开始走出的意大利,在丢勒所处的年代,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却是文化颓靡。
而曾两次游历意大利,结识了乔瓦尼·贝利尼和拉斐尔的丢勒,就成为了将先进文化带至德国的重要人物。
他和达·芬奇一样研究科学,在几何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方面都曾著有专著,这对他的现实主义绘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帮助。
他热衷于端详面庞、绘制肖像,尤以自画像彪炳史册,他一生中创作过的近十幅自画像,大多细致而严整,涉及速写、素描、版画和油画等手法,他因此荣获“自画像之父”的美称。
当然,丢勒更著名的成就在于他的版画,他不到30岁就完成的经典木刻版画《启示录》,通过描绘最后审判的场景,反映了德国正深处的战争、饥饿与瘟疫;
此后他还曾为马丁·路德的宣传册绘制过版画插图,以支持后者的宗教革新运动。
虽然作为金匠的儿子,丢勒还多少残留有神秘主义的传统思想,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后世赞颂为“德国的达·芬奇”“北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”,并标志着那道正从意大利升起的新时代之光,已向北照亮了欧洲中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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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天元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,对自己徒弟的优异表现十分满意。
“原来这个丢勒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啊,我还真不知道。”
李云璐摇了摇头,虽然承认自己不知道丢勒这个人,不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惭愧的意思。
毕竟她的心思也不在这里,倒是可以理解。
“对了师父,您说这幅画是丢勒的作品,它到底是什么啊?”
刘金宝又问了一句。
“说起这幅作品,就不得不提到一只印度的犀牛!
1515年1月初,一只来自印度的犀牛踏上了120天的海上旅途。
这是一次艰难的航行,为了节省空间,犀牛的口粮从草料变为了大米;
船队也只在三地做了逗留——莫桑比克、圣赫勒拿岛和亚速尔群岛,其中第二者,在三百多年后成为了囚禁拿破仑至他生命最后一刻的监狱。
但终于,历经了千难万险后,5月20日,这只犀牛还是到达了它的目的地,葡萄牙首都里斯本。
在那里,这只异域动物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好奇,大批民众慕名前来观赏,想一睹这只东方巨兽究竟是何种模样。
而在有文化的欧洲人看来,这只犀牛还身携着更为重要的意义,因为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《自然史》,也曾提到过犀牛这种动物,它们曾经是古罗马圆形剧场中的明星,但在其后逾千年的时间里,它们又在欧洲销声匿迹。
再次与犀牛相逢,对于身处文艺复兴热潮之中、提倡恢复古典文化传统的欧洲人而言,仿佛天降的幸事,他们将这只犀牛视作了古典文化切实可靠的重要证据。
而这幅画,其实就是一张以这只犀牛为题材的版画,它是由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阿尔布雷特·丢勒,根据一张素描绘制的。”
张天元笑着说道。
他仔细鉴赏着这幅版画。
版画中,巨兽的头顶上写有“RHINOCERVS”(犀牛)的字样,再其上的“1515”字样是画家绘制这幅作品的年份,而“RHINOCERVS”之下的“AD”字样则是画家名字的缩写。
犀牛被紧紧“束缚”在长方形的边框中,画面右侧是它抵住边框的角,而它的尾巴甚至有一部分已经“超出”了左侧的画幅。
无论怎么看,它都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雄壮犀牛。
“你们知道吗,丢勒在绘制这只犀牛的时候,并没有见过这只犀牛的真身。”
张天元笑着看向两个徒弟说道。
“为什么啊?”
李云璐显然对于这种事情,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兴趣。
张天元叹了口气道:“因为这只可怜的动物在1516年初一次从葡萄牙驶向意大利的航途中,就丧生于海难了——
运载它的轮船在离开拉斯帕恰港口后遭遇了风暴,船上人员全部遇难;犀牛本是游泳健将,但它被锁链拴在了甲板上,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。
但这场悲剧并没有阻碍丢勒创作犀牛版画的热情,因为在犀牛在世时,它已然家喻户晓,关于它的诗歌、故事、素描,已遍布欧洲,其中就包括流传到丢勒手中的那一幅。
虽然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流传到丢勒手中的素描是什么样子,但可以确定的是,这只犀牛乘上了画家们的想象翅膀,他们层累叠加地完成了对犀牛形象的‘创作’。
乍看起来,谁都会认同这是一只犀牛无疑;而且准确地说,它是一只独角犀,有着壮硕的身躯、粗糙的皮肤以及细长的尾巴。
但定睛细瞧,很多人也能发现这只犀牛有违现实的地方:
它的身上遍布鳞片和螺旋纹样,显得有些浮夸;
皮肤与其说满是褶皱,不如说满是盔甲;
嘴部和尾巴上长有的须毛、背脊上长有的角,都不知道是画家从哪里得到的灵感。
相得益彰的是,边框上方的文字,也这样描述画面中的犀牛:其肤色类似斑点乌龟,通体覆盖着厚鳞片,体量如大象,但腿更短,刀枪不入……传说它行动敏捷,活泼而狡猾。
而又得益于丢勒所居的纽伦堡当时就是一座巨大的商业中心,同时也是首批活字印刷店铺与印刷商的根据地,丢勒本人又早早看准了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印刷图书的市场,他此刻已是小有名气的版画出版者。
所以这幅《犀牛》版画一炮而红,仅丢勒在世时就售出了四千至五千张,不仅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异域动物的想象,还让丢勒自己着实赚了一笔。
甚至于,即便其后的人们已经不再对犀牛感到惊奇,对犀牛更为准确的描绘也陆续出现,但丢勒的这幅《犀牛》仍然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。
直到最近一百年,这幅《犀牛》版画仍然频频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,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的雕像《穿蕾丝的犀牛》,到中国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的代表作《恋爱的犀牛》的海报。
不同于已经从中世纪的阴影中开始走出的意大利,在丢勒所处的年代,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却是文化颓靡。
而曾两次游历意大利,结识了乔瓦尼·贝利尼和拉斐尔的丢勒,就成为了将先进文化带至德国的重要人物。
他和达·芬奇一样研究科学,在几何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方面都曾著有专著,这对他的现实主义绘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帮助。
他热衷于端详面庞、绘制肖像,尤以自画像彪炳史册,他一生中创作过的近十幅自画像,大多细致而严整,涉及速写、素描、版画和油画等手法,他因此荣获“自画像之父”的美称。
当然,丢勒更著名的成就在于他的版画,他不到30岁就完成的经典木刻版画《启示录》,通过描绘最后审判的场景,反映了德国正深处的战争、饥饿与瘟疫;
此后他还曾为马丁·路德的宣传册绘制过版画插图,以支持后者的宗教革新运动。
虽然作为金匠的儿子,丢勒还多少残留有神秘主义的传统思想,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后世赞颂为“德国的达·芬奇”“北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”,并标志着那道正从意大利升起的新时代之光,已向北照亮了欧洲中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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